(十一)
这一年回到家里，我经过好几天的思想斗争，不知如何向父母开口。自小到大，虽然我长在一个家境不宽裕的农村家庭里，兄弟姐妹也有好几个，但作为老么的奕帆，在家里是受尽千般宠爱的，人又聪明伶俐，父母和哥哥姐姐一向把我当掌上明珠的。而我也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，几年前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，后来又分配到单位上班，这些经历在我们村里都是引为佳话的，也是父母经常在亲邻面前炫耀的资本。父亲在文革前读中学也是非常拔尖的，在他们班级里考试从来都是第一名的，却因了历史问题、成份原因最后没能上大学，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，而四个孩子中唯有我帮他圆了大学梦，自然奕帆带给他的自豪感是可想而知的。可我这几年在单位里工作平平，情感上又遇到这样的事，将近一年了，我和大馒头磕磕碰碰，让我的心疲惫不堪，禁涸的灵魂再也无法承受单恋的压抑，我选择了逃避。终于，我鼓起勇气告诉父母，我想停薪留职出去走走，到深圳投靠在那里打了十几年工的姐姐和姐夫。这一想法说出来后，整个家炸开了锅。
父亲本来神采奕奕地在贴着春联，听到我的话后如晒黄的树叶，一下子蔫了，在不解和失望中叹着气。家人一致反对我的决定，母亲则偷偷地在厨房抹泪，因为她知道我的脾气，一旦是我决定的事，谁也拦不了。姐姐从深圳回家了，知道这件事，也不停地劝我，声情并茂地历数在外漂泊的辛酸，说我何必放着一个轻松而收入不菲的工作背井离乡去外头受罪？然家人只知道这些客观因素，哪能体会奕帆心里的悲凄，真想越早离开这里越好。我只能强颜欢笑地告诉家人，我只是暂时停职，还会回来的。腊月三十，别人家里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我们家围着一大桌丰盛的年夜饭，没有一丝生气，只觉得电视里的春节联欢晚会好吵，好吵。
过了年帆帆业已二十有三，俨然是个小男子汉，这也是在邮电局的第五个年头了。上班几天后，我做了一个申请停薪留职的书面报告，反覆修改了几次，将它递到了办公室，也没有私下找我的大馒头商量。只过了一天，单位上下都知道了这事，意外的举措令大伙满腹狐疑，在别人的眼中，大馒头和我交情匪浅，以后的仕途肯定熠熠生辉，也许今年就要入党了。看门的老丁一向很疼我的，几次痛心疾首地跑来问我是不是脑子进了水，做这种糊涂事，放着大好前程不要，跑出去打什么工。面对关心我的同事朋友，帆帆只能苦笑相迎。罗局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，这一回，他以领导的身份让我斟酌再三，权衡得失再做决定。看到他眉宇轩昂，表情冷峻地坐在对面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我的心如被利刃戳穿般的痛。四年前，当老局长在这里训斥我的时候，是我的大馒头和气地开导我怜惜我，可如今他变得这么严肃，为了不让我再抱有幻想，他已经好久没对我笑过了。这么想着，我的去意更加坚决，回答的口气非常强硬。局长没有再和我谈我们的私人问题，只是建议我或者调到别的局去一段如何，看我一口回绝，就说得等两星期，也顺便找个人来顶替我的空缺。
离开已成定局，我仍是心事重重，走出大馒头的视线，这原就不是我的本意，然而困在这里，到最后奕帆一定会发疯的，倒不如趁现在还能冷静下来，选择逃避的方式，也许这样最能减轻感情的伤害了。姐姐和姐夫过年后不久就先上深圳了，在私营企业里的假期是少得可怜的，难得春节回家，也只能在家呆个十来八天左右。从局长办公室出来，我先给他们打了个电话，问有没有合适的工作。在电话里，姐姐告诉我，在他们那个手袋厂刚巧有个仓管的工作，待遇还行工作也较轻松，她已经跟主管打了招呼，把这个位置给我留着。
锁上五楼的宿舍，我委屈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。看着阳台上心爱的那几瓶吊兰，明天它们就属于剑波的，为了养它们我四年来花了不少心血，它们也非常争气，每一年开得郁郁葱葱，把我的小屋点缀得浪漫温馨，如今我却要作别它们，不知什么时候能再回来。陈阿姨昨天晚上来宿舍找我，关切地问我今后打算去哪儿，看我一张苦瓜脸却什么也不肯说，她只能叮咛我凡事想开一些，别老爱钻牛角尖，到新单位要和别人搞好关系。临要下楼，硬塞给我五百元钱，说这是局长托她带给我的，让我留在身上备急，还说局长身体不舒服就不来和我道别了。可我知道这些钱肯定是阿姨自己的心意，这个无情无意的大馒头，如今我对他只剩下恨了。
踏上南下的大客车，我才恍然察觉我真正离开家乡，母亲在车外早已经哭成了个泪人儿。二十多年来，奕帆还没有走出福建，现在终于踏出第一步了，尽管那边有姐姐他们照顾，可是在父母眼中，帆帆还是没长大的孩子呢，叫他们怎么放心。看到父亲忧郁的眼，母亲有些凌乱而黑白相间的头发，他们在车外显得那么无助，我才知道，这世上是谁最爱奕帆的人了。在父母庇护下的生活多么幸福，可今天我必须走，我要让自己伤痕累累的心休息一下，要在陌生的异乡，不一样的环境中，用工作来冲淡苦涩的记忆。也许我很快会回来，也许我将永远地飘荡，如一片浮萍。车过常山，再经过